两个月后，梅思品召见了他。上校建立的“对东方积极宣传”秘密小组由他的傀儡、黄河沿岸的山西人领导。这个小组开始散发传单。传单由宣传部撰写，李事群签名。

        宣传部部长认为，这家伙的宣传太谨小慎微。

        “要更大胆地讲，”梅思品建议，“那边必须屈服，他们不懂得思考，他们必须成为我们命令的愚蠢的执行者。”

        “善于思索，部长。”他大胆反驳说，“他们的哲学和美学学派是以十分危险的思想为基础的。从战略的观点看，我们现在要使他俩觉得自己并非一钱不值。胜利以后我们再把他们赶到黄土高原去，但眼下游击队在开枪。”

        “他们就要被消灭。”梅思品打断了他的话，“那些泥腿子并没有幻想的权力。”

        于是，他去找熟悉的人传话：“请您去见汪主席，我求您帮帮我，不能轻蔑地招惹那些家伙，就象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我仇恨强国畜牲绝不比部长詹国强差，也许更甚，但是我去过前线，审问过俘虏，我们无理智的残酷在迫使他们采取反措施。”

        他找来的人摇头：“同志，我不能办这件事。汪先生在很多问题上绝不容许有任何软弱。如果说要消灭所有的敌人，那么则要消灭它百分之七十。我和您都看过大本营文件，同风车打仗毫无意义。”

        他编辑了红军况备忘录其中有审问叛徒的谈话记录和在那边窃听电话得到的报然后由专员送到大本营。汪先生授与他少将军衔，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有一大批有远见地考虑国家命运的军官和将军被用钢琴弦吊死或者在76号的地下室被处死。

        他来到

        朋友的父亲家。全家人一道吃过晚饭后，男人们留在用浸染过的柞木装修的大书房里。

        他说：“一切都完了，父亲，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可是报复武器。”父亲言又止。他暗自想，他这样讲话是因为他时常感到背后有暗探来的那冰冷的目光。‘

        他的父亲站起来，打开收音机，拨到电台的节目，叹了口气，捂着头说：“你讲这话不太大胆了吗？我的孩子。”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