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弯下身，凑到李广元眼前仔细打量。他看到李广元瞳孔放大，额头、嘴角和鬓角渗出了汗珠。他轻声说：“我在尽量减轻您的痛苦，朋友。您是我兄弟般的对手，明白吗？我很欣赏您，但我无能为力。我象您一样是个行家，所以请原谅我，并且开始回答。您听到我的话了吗？喂，回答我呀？您听到了吗？”

        “是的”李广元说。他痛苦地抑制着坦率、真诚、迅速回答问题的愿望“我听到了。”

        “那就好。现在您说吧，您的。上司叫什么？他在延安同谁有联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他们工作？您父亲是谁？他在哪里？这个人是谁？您愿意对我说出这一切，对不对？”

        “是的，”李广元答道，“我愿意。我爸爸个子很高很瘦也很漂亮。”李广元控制着自己，开始叙述。在他头脑深处，他明白他无权只字不说。

        “不要急，”他在央求自己。忽然他明白了，最可怕的事还在后面。他可以思考，尽管他心里想说，想不停地说，说出自己的欢乐，因为对美好事物的记忆是留给人的最高欢乐。“你什么都明白，你清楚地知道，他等待你向他全盘托出，而你想把一切告诉他，不过你暂时还明白，不能这样做。一切并不这样可怕。”他想，“人比医学更有力量，如果医学比人有力量，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人死亡。”

        “喂，我等着呢。”常凯申催促他。

        “爸爸很爱我，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孩子。他的脸上有块胎记。在左边有一头漂亮的灰发我常和他散步在乡下。这是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那儿有一座大门，等它落下的时候那里有个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景色，保罗·特鲁贝茨基亲自指给我爸爸看这个地方。”

        “爸爸姓什么？”常凯申不耐烦地问，他满腔狐疑地望望医生。

        医生抓住李广元的一只手，摸住脉，然后耸耸肩，打开自己的手提箱，取出注射器，抽满黑色的药水，把针头刺入李广元的脖子。他对常凯申说：

        “现在他会讲得快些。不过您提问的口气太软了，要用更强烈的口吻。”

        “爸爸姓什么？”常凯申弯下身，几平要贴在李广元身上，问道，“回答呀，我等着呐。”

        “我浑身疼，”李广元说，“我想睡觉。”

        他闭上双眼，心里说：“嘿，坚持住，如果你开始着急。这是耻辱。你也知道，谁站在你面前。你的头要裂开了。他们大概给你超量注射药剂了。要利用这一点。可我怎么利用呢？”他在反驳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我要回答所有问题。他们在问我，有人感兴趣，他希望我把爸爸的事告诉他，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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