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毕竟级别又高一些，也敢说话：“外交部的惯例，是只与对方国家的现政府打交道。即使再有把握，也不该有任何偏私常凯申殷鉴不远呐。当然，如果是外交以外的领域，就看投入和成本了。”

        此言可谓老成持重。

        部里的国际关系研究司，得出的各种预测结论，往往并不是指导本部门工作的，而是被兄弟单位拿去用。

        因为经贸上的小举动，或者T团T啦、民间社团啦之类的交流，影响没那么大，往往可以先行一步，并且由圜转的余地。

        而外交层面亲自上阵、押注外国派系走向，那就断无小事了。

        历史上最智障的反面教材，就是常某申的自取灭亡：48年时居然觉得杜威很有希望，就一边拿着杜鲁门的援助，一边公然给杜威示好结果偏偏杜鲁门连任成功了。

        刚好史泰林同志一招封锁西柏林、b着西方二选一。

        杜鲁门顺水推舟“弃亚保欧”，撤全部对亚援助，集224亿美金、30万架次运输机的倾国之力，救下了欧洲。

        柏林被围后俩月，三大爆发；百万渡江灭凯申后，柏林才撤围。

        目睹教训，后人自然不会再赌。

        主任凝重地叹息了一声，背负着手站起身来，看着窗外，金光洒在身上，十分伟岸。

        “政治层面，确实看看就行了，千万不可妄动。不过经济和技术方面，以假想结果为依托，做些没什么成本的准备工作，还是应该的。”

        “主任那怎么算‘没有成本的准备工作’呢？”副主任虚心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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